原標題：異鄉(xiāng)人與北京垃圾的23年：從收廢品者到垃圾分類指導員

新京報訊（記者 黃哲程）5月7日是東城區(qū)忠實里社區(qū)恢復垃圾上門回收的第一天，李明冒雨開著垃圾清運車來到社區(qū)檢查垃圾桶站。他用車上的空桶替換桶站內(nèi)的廚余垃圾綠桶，由于桶身沾滿了雨水，將垃圾桶搬上車后，李明的衣袖、褲子已經(jīng)被浸濕。

李明是忠實里社區(qū)的垃圾分類指導員，同時負責社區(qū)廚余垃圾清運和上門回收工作。他15歲時輟學離開老家安徽阜陽，跟隨父親來到北京從事個體廢品回收，每天騎著三輪車尋找可回收垃圾，從此成為常住京城的異鄉(xiāng)人。

今年李明38歲，他已經(jīng)和北京的生活垃圾打了20多年交道。從收廢品到垃圾分類指導員， 20余年的“垃圾生涯”讓李明見證了垃圾在北京的待遇轉(zhuǎn)變。他回憶，從前垃圾全靠后期分揀和處理，填埋和焚燒壓力大，現(xiàn)在通過垃圾分類，前端就能分類和減量，還能將垃圾再利用。

他的生活也因此發(fā)生了變化。由于官方專業(yè)隊伍的壯大，李明從前認識的拾荒者和廢品回收者，如今大部分選擇了轉(zhuǎn)行，也有一些人像他一樣當起了垃圾分類工作者。李明坦言，他更喜歡現(xiàn)在的穩(wěn)定生活，“少了以前那種‘漂著’的感覺”。

15歲輟學離家進京，每天騎三輪車收廢品

新京報：你從什么時候開始在北京做廢品回收？

李明：上世紀90年代初，我父親就來了北京，是我們家最早做這一行的。

1997年，我15歲。那年，我跟父親從老家安徽阜陽坐火車來北京，開始和父母一起做廢品回收。那時候父母都在北京，我實在不想上學，就想著跟父親來北京。

離開家的那天天氣很好，姐姐去上學了，家里沒人了。我除了衣服什么都沒帶。父親買了兩張夜里火車的站票，綠皮車人擠人，排著隊往車上塞。十七八個小時，我們一路站到北京，沒地方睡覺，困了只能靠墻瞇會兒，小時候從來沒這么累過。到北京時很興奮，覺得什么都新鮮。

新京報：當時你們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樣的？

李明：我跟父母住在十里河的一個大雜院里，住的屋子大概8平方米。那時候這一行基本是老鄉(xiāng)帶老鄉(xiāng)，都聚集在一起。我們一個院住了十幾戶，都是做廢品回收的阜陽老鄉(xiāng)。

十里河那時候還都是農(nóng)田，人也少，我們都到人多的方莊去收廢品。每天早上七點多一睜眼，先出去吃個早點，然后騎上三輪車到方莊的居民區(qū)轉(zhuǎn)悠，吆喝“收廢品，收破爛兒”，有人答應就提著袋子上樓。傍晚回家順路把當天收來的貨到廢品站賣了。晚上沒什么活兒了，有時大家在院子里聚一塊兒聊天，十點多基本就休息了。

2004年春節(jié)，我跟我老婆在老家認識，年初一見的面，年初六就定親了。2005年第一個孩子出生了，我就把他們帶到北京，兩家五口人一起住在大院里，我們夫妻倆又單租了一間，大家一起做廢品回收。

新京報：那時在北京，你們每個月收入大概多少？

李明：2000年前后，我父母每人一個月掙六七百元，我自己大概每月掙四百多元。我父母以前是農(nóng)民，老家人多地少，如果當時在家里種田，能吃飽飯就不錯了，更別說掙錢。

從個體廢品回收者“轉(zhuǎn)型”

新京報：是什么契機讓你加入了社區(qū)垃圾分類隊伍？

李明：2006年，我進了岳父工作的一家廢品回收公司，那年就被分派到了忠實里社區(qū)。當時社區(qū)還沒開始垃圾分類，我們只管回收廢品。

忠實里社區(qū)真正開始垃圾分類大約在2018年，我們公司繼續(xù)承包了這邊街道和社區(qū)垃圾分類的活兒，后來我就成了社區(qū)的一名垃圾分類指導員，同時負責廚余垃圾清運和上門回收可回收物。剛開始做垃圾分類指導員時，有的居民還很意外，說收廢品的師傅怎么管起垃圾分類來了。

新京報：做垃圾分類指導員前，接受過培訓嗎？

李明：公司給我們培訓了10多天，主要講了上門回收的流程、怎么引導居民分類，還有四種垃圾的具體分類。因為我已經(jīng)做了很長時間，所以接受起來沒什么難度。

新京報：從你的經(jīng)驗來看，個體拾荒者和廢品回收人員，能不能完全被官方隊伍代替？

李明：現(xiàn)在小區(qū)基本都有專門的隊伍收運垃圾，我認識的大部分自己做廢品回收的同行現(xiàn)在都轉(zhuǎn)行了，留下繼續(xù)干的很多是五六十歲的老年人，沒有選擇和改變的余地。

盡管“散戶”越來越少，但我覺得官方也不可能把所有活兒都包攬下來，這樣成本太高。這些個體回收人員，可以成為一種補充。

“身兼數(shù)職”的垃圾分類指導員

新京報：平時你在忠實里社區(qū)主要負責哪些垃圾分類工作？

李明：我每天從早上七點工作到晚上八點多。上午我主要做垃圾分類指導員和清運員，開著清運車到各個垃圾分類桶站巡邏，檢查廚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里的投放情況，消毒，并把投錯的垃圾分揀出來。置換裝滿的廚余垃圾桶，并把廚余垃圾統(tǒng)一收到社區(qū)附近的廚余垃圾暫存點。

下午我主要到預約上門回收的居民家收集可回收物。社區(qū)為居民推出了專門的APP，居民在網(wǎng)上就能預約。

新京報：北京垃圾分類新規(guī)實施后，社區(qū)的垃圾分類有什么變化？

李明：現(xiàn)在至少有一半居民能參與垃圾分類，分出的廚余垃圾變多了，我感覺大概增加了三分之一。社區(qū)垃圾桶數(shù)量也增加了，現(xiàn)在每個樓樓下都設置了分類桶站。

疫情期間暫停了上門回收，5月7日剛剛恢復，當天下午我就去了二三十家。收到居民預約后，我們要求必須在20分鐘內(nèi)上門。

我覺得現(xiàn)在的四分類比較方便，也好處理。垃圾分類就是要減少垃圾量，改善環(huán)境，把能利用的盡量利用起來，以前混在一起扔，最后不是填埋就是燒了，污染環(huán)境還浪費資源?，F(xiàn)在比較大的困難是有居民還不習慣，畢竟以前垃圾一袋子裝了就扔，多省力。

新京報：遇到居民不按規(guī)定投放，你會怎么辦？

李明：會勸他們注意，但也有難度。新規(guī)定剛實施，勸導的時候得委婉，肯定不能強硬。有時候我們也幫居民分揀，把混放的雜物挑出來再扔進桶里。

這些都是習慣和觀念上的事兒，得要時間，急不來。

“我和北京更親，但將來還是想回老家”

新京報：自己做廢品回收和成為社區(qū)分類指導員，有什么區(qū)別？你更喜歡哪一個？

李明：各有各的好處。自己做自由，時間不受約束，累了可以休息。不過真正休息的日子也不多，因為自己做收入少、不穩(wěn)定，基本每天都得忙，能掙一點是一點。

在社區(qū)工作，雖然沒以前自由，工作也比從前辛苦，但固定時間上下班，更穩(wěn)定。每個月我能掙個五六千元，這個收入算不低了，公司還給交保險。在這個社區(qū)干了十幾年，習慣了，我和老婆、父親在社區(qū)附近租了房，少了以前那種“漂著”的感覺。我更喜歡現(xiàn)在這種穩(wěn)定的生活。

新京報：現(xiàn)在你的生活怎么樣？孩子也在北京嗎？

李明：孩子多，在北京生活壓力太大。四年前，我和母親把家里三個孩子送回了阜陽，母親留在老家照顧他們?，F(xiàn)在我們夫妻倆跟孩子們每天最少聯(lián)系一次，用微信視頻或者語音。

老大老二都上初中了，我把他們送到了縣里的封閉式學校，老二學習好，在班里能排中上游。老大成績不太好，也到了叛逆期，不聽話。我在電話里經(jīng)常勸他們好好學習，將來別像我們。

新京報：對你來說，北京和老家，感情上你跟哪一個更親？

李明：我和北京更親。我在這里呆了20多年了，自己總共還不到四十歲。平時也只有過年能回去，主要是工作原因，垃圾不會放假。想回家也可以，請別人幫忙值班。我這兩年都沒回老家，孩子放假了就把他們和老人接到北京。而且過年期間有幾天三倍工資，我們也想多掙點錢。

新京報：將來打算留在北京還是回老家？

李明：將來要回去。老家永遠是家，北京再好還是不如老家，在這里沒有戶口，房子也不是自己的。只是現(xiàn)在生活壓力大，還回不去。

去年我在阜陽老家買了房，還沒拿到手，打算讓老人孩子先住著，等將來回去了，把房子重新裝修一下，跟家人團聚。

新京報記者 黃哲程

編輯 白爽 校對 張彥君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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